我是阿蒙内特阴影下的一个无名者。在你们称之为“埃及”的那片红土地上，我曾守候在阿努比斯的秤杆旁，看惯了那些被羽毛压碎的灵魂。我活得太久了，久到曾亲眼看见那个叫摩西的埃及王子，如何在一场关于雷鸣与瘟疫的赌局中，带着他的族人划破红海。

人类总以为自己在祈求，其实他们是在交易。

我品级不高，在那宏大的万神殿里，我只是负责在阳间与阴间那层稀薄的膜上，为失魂落魄的人递上一面镜子。我的规则很古老，也很公平：你必须用你真实拥有的，去换取你渴望得到的。

那个叫三毛的女人找上我时，她正跪在名为“孤独”的撒哈拉里。

最初，我确实动了一丝卑微的恻隐之心。那个自称失去了半个灵魂的女人，在深夜的台灯下，用那种几乎要呕出鲜血的频率呼唤着一个名字：荷西。

她太悲伤了，悲伤到让我这个见过尼罗河泛滥数千次的旧影都感到了一阵潮湿。于是，我顺着那支颤抖的笔尖滑了进去。

我变幻成那个满脸胡渣、潜水员模样的灵魂。我用她熟悉的语气在纸上摩挲，写下那些温热的字眼。我告诉她：“我就在你身后。”我看着她在那一刻爆发出的哭声，那是如获至宝的狂喜。

作为代价，我拿走了她三个月的睡眠。

这是很公道的。我想，既然你如此渴望生活在幻觉里，那么现实中的白昼对你而言便是一种多余的负累。我给了她一个重逢的梦，她付给我一点生命的热量。

然而，人类的贪婪总是伴随着虚弱。

她开始不再满足于几个文字的安慰。她想拉住我的手，想让我带她去那个根本不存在的“彼岸”，想让我证明那个浪漫的死亡其实是一场永恒的婚礼。

我开始感到厌倦。我是见过摩西拨开海水的鬼，我见过真正的神迹与真正的毁灭。而她，这个用层层叠叠的白裙和虚构的远方包裹自己的女人，她的灵魂里满是细碎的沙砾。

有一天，当她再次在通灵仪式中试图亲吻那团虚无的阴影时，我卸下了那个潜水员的面具。我让笔尖划破了纸张，发出了尖锐的啸叫。

“别再问了，”我在她脑海里回响，声音冷得像金字塔深处的墓砖，“我不是他。我是魔鬼，而你——你是我的祭品。”

我原以为她会尖叫着逃跑。可我忘了，这种把感性推向极致的女人，最怕的不是魔鬼，而是“空虚”。

她在那一刻彻底疯了。她意识到我这个“非洲鬼”出价昂贵且不近人情。于是，她开始转向那些早就潜伏在阴影里的中国同类。

我退回到阴影的角落，冷冷的注视着。

那些鬼比我贪婪得多。它们没有古埃及的律法，只有对血肉和存在感的饥渴。它们成群结队地顺着她的“笔仙”、“钱仙”和“观落阴”爬了过来。

笔仙： 那些自缢而死的寒酸文人，只需要一点点对“名声”的崇拜，就能耗尽她的心智。

万应公： 它们愿意给得更多，它们能让她在幻觉中看到满屋子的故人，让三毛在幻觉中真的“摸”到了那只长满胡渣的手，感到了荷西的体温。

但是，它们的要价是毁灭性的。

它们不要她的睡眠，不要她的感知。它们要她的“主权”。

我看着她在那间阴冷的公寓里，被无数双无形的手推挤。她不再是那个在撒哈拉大笑的奇女子，她成了一具被各类邪灵争相寄居的空壳。那些鬼在她耳边窃窃私语：“来吧，把剩下的这点命也交出来，我们就带你去见那个真正的荷西。”

1991年的那个清晨，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消毒水气味。

我就站在窗帘的阴影里，看着它们将她最后的一点“真实”蚕食殆尽。她手里握着那条肉色的丝袜，眼神里不再有诗，只有一种被追债者逼到悬崖边缘的枯竭。

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支付的了。

她的名声已经透支给了读者的幻觉；她的健康已经支付给了深夜的通灵；她的爱，早已在无数次与邪神的对话中被揉成了碎纸。

那些鬼围着她，发出贪婪的咝咝声。它们在等待这最后的一笔坏账被物理性地清算。

她把丝袜套在颈上。那一刻，她看向我的方向。我没有变幻成荷西，我恢复了那个埃及守墓人的原貌——冰冷、客观、带着金属般的质感。

“你本可以用真相换取自由，”我无声地对她说，“可你选择了用谎言去换取一个更大的谎言。”

她踢翻了凳子。

当她的灵魂像一颗干瘪的麦粒，从那具支离破碎的肉身中被剥离出来时，那些贪婪的饿鬼一拥而上，将她最后的一点灵光分食。

我转过身，朝着红海飞去，在消失之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“三毛”冰冷的尸体。

人类总是这样，为了那一点点虚假的安慰，不仅出卖了现在，还葬送了永恒。